“过去10年，我国光伏发电、风电成本持续大幅下降，加上生态环保、碳减排等约束趋严，煤电综合成本越来越高，以风、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最可获得、最便利、最具经济效益的绿色能源。”曹仁贤表示，随着成本持续降低，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必将是实现“碳中和”的最有效手段。
不过，曹仁贤坦言，按照占比25%的总目标来算，行业初步达成共识，到2025年，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需达到20%以上，意味着风、光年均新增装机不能低于1.2亿千瓦。“近年来，我国风电、光伏发电装机保持了迅猛增长态势，但历年规模均未达到上述体量。即便是2020年，受到抢装等因素影响，全年风电装机总量也就在7000多万千瓦。换句话说，若按照近年的正常速度推进，实现上述目标存在一定难度。”
在此过程中，产业自身问题尤为值得关注。“面对巨大的装机增量，市场明显热起来，目前来看，甚至出现一些失衡倾向。去年以来，产业链时有偏紧现象，硅料、组件、辅材等价格纷纷上涨。由此来看，规模化发展带来的降成本目标尚未完全实现。”曹仁贤表示，“因此，我们不仅仅追求多上一些装机，更要站在更高格局，尽快使得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低于化石能源，真正具备竞争优势。”
曹仁贤进一步指出，降低成本离不开创新，但目前有很多工作亟待完善。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可再生能源产业是按‘计划’发展，装多少机、发多少电，并未遵照市场大面积放开，也就无法反映实时成本和供需关系浮动。只有坚持市场化的创新，让各方充分参与竞争，才能推动成本进一步降低。”
有了宏大的装机预期，下一步则是扩大应用。曹仁贤认为，“十三五”以来，电网虽已给出越来越大的消纳空间，但消纳仍是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大瓶颈。尤其在巨大增量之下，如何全额保量保价消纳的不确定性加剧。“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波动性、间歇性特征不可回避。在其占比有限的情况下，这些风险可以由电力系统实现对冲。未来大规模、高比例接入电网，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至少按照70%-80%进行考虑，而目前这一比例也就在30%左右。与之相对应，电力系统需要重构，电力体制也要改革。既包括量的增加，也有质的变革，增加投资、大力创新等工作缺一不可。”
曹仁贤还建议，加强碳排放监管、计征等工作，全面衡量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。“总体来看，这部分工作相对薄弱。碳排放权交易虽已启动，但最快要到今年6月才能实现第一笔交易，对于碳排放社会成本的核定更是滞后。目前，2013-2019年中任一年排放达到2.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及以上的企业，折合综合能源消费量约1万吨标准煤，才被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单。名单之外，暂未对其他行业、企业形成硬性约束。建议对碳排放指标适度从紧，同时引入更完善的市场机制，让可再生能源价值得以充分发挥，同时起到一种明确的导向作用，即排放需要付出代价，不给心存侥幸者留余地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