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十三五”期间我国新能源产业取得了可喜成绩，创新技术不断涌现，成本快速下降，光伏风电的出货量、装机量都领先全球，基本实现平价上网。虽然已经平价，但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新能源行业还面临一系列困境，仍需要政策引导、法律支撑，仍需要系统性顶层设计。
一、落实我国“碳达峰 碳中和”生态目标，能源转型是关键，法律完善是保障。
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《应对气候变化法》、《碳税法》，《能源法》今年刚被列入立法计划，《电力法》、《可再生能源法》、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目前未涉及温室气体）都有待修订。这些都涉及到大量顶层设计，不仅仅是价格问题。由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大部分来源于能源行业，因此低碳能源政策将成为“碳中和”国策的关键因素。目前气候危机已都有共识，但落地行动仍需大量法规、政策加以规范、引导。
二、我国能源秩序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，需要政策引导。
长期依赖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，消费者习惯了资源和电力的廉价和便利，而能源清洁化需要大力的政策支撑和大量的资金投入。在市场化改革驻足不前的情况下，终端电价被固化，产业链各种矛盾日益突出，如煤电产业上下游之间，光伏、风电产业上下游之间，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，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之间，新、旧政策之间，都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博弈，这是能源转型过程中的正常现象，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能源转型是有代价的，新能源虽然已经非常便宜，但由于光伏、风电等新能源是间歇式能源，必须与储能技术、煤（水）电调峰、电网弹性等措施并用。因此，理顺能源秩序和利益，厘定除了新能源以外的新型灵活电力系统总成本，并适度传导至能源消费者，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，须有强力政策加以规范。
三、平价后的新能源自身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，仍亟需解决。
首先，光伏、风电发电成本与各地煤（水）电标杆电价毫无关系，目前以各地燃煤基准价作为风光上网电价，这是非常不合理的。新能源发电的度电成本，取决于自然资源（风光资源强度）、当期初始投资、息税及非技术成本，这个成本可能会高于当地煤电价格，也可能比煤电价格低，煤电价格本身也是波动的，风、光发电成本也完全不同，所以以煤电价格作为新能源上网电价是背离成本和市场常理的，按照光伏、风电及储能的当期成本厘定、核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已是大势所趋。
其次，新能源行业面临着严峻的地方保护威胁。由于新能源发电项目竞争愈演愈烈，各地在资源合理分配方面也确实面临一些难题，但这绝不是可以懒政的理由。目前地方普遍要求捆绑、落地制造业，要求额外投资，甚至搞起不公开的拍卖，坐地起价，导致产能严重过剩，并浪费大量人力物力，推高发电成本，企业苦不堪言。实际上强迫落地的制造业，由于当地并不具备优势，大都沦为无效产能，同时也严重耽误新能源发电项目并网投产。这方面确实亟需顶层政策，给予明令禁止。
再次，新能源产业还面临着土地、税收、环保等一系列问题，需要政策统筹支持。光伏发电占地虽大，但均未硬化土地，25年后完全可以恢复原貌，发电场内没有任何污染源，不改变土地性质，不影响泄洪和保护区功能。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正准备杀鸡取卵，征收新能源项目高额的土地使用税。风力发电除了机位、道路需要硬化，生态也是友好的，一些人总是和一台正在旋转出力、改善生态的风机过不去，因为它容易被感知，而对煤电厂烟囱产生的大量碳排放没有概念，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。一些地方的旧烟囱依旧冒烟，但正在改善气候的风机却被拆除。
最后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用能问题也经常受到误伤。随着全国用能指标的缩紧，各地用能都有严格限制，由于工业硅、多晶硅、硅片、光伏玻璃等属于高载能行业，目前有关部门并未制定绿色能源产业用能的豁免政策，导致能耗一刀切，行业已多次声明光伏电池制备过程能耗仅为其发电总能量的5%以内，而且无污染、低排放。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光伏产业的用能悖论，对绿色能源产业链用能问题给予全力支持，确保供应链安全。
总之，平价时代来了，但今年新能源发展步伐却大幅放缓，发人深省。无补贴的时代，我们仍需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和引导，特别是在“碳中和”行动落地、理顺能源治理秩序、放开可再生能源用地用能指标、杜绝地方保护等方面，仍需要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。
